在《清至民国松阳叶逢章家族档案》中，有数份由浙江松阳县公署签发的田赋执照，生动记录了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从传统银两制向银元本位过渡时期，田赋征收中纷繁复杂的货币与实物计量方式。它们不仅是业户叶定国（字仙树，松阳县枫坪村人，系叶逢章祖父）的纳税凭证，更是研究民国财政史、货币史和农村经济的一手史料。

从执照的内容可知，其核心是“地丁原额银”，这沿用了清代的税制，税额以银两（钱、分、厘）为计算单位。如叶定国田5.4亩，其地丁原额银固定为“（上忙）二钱四分三厘”“（下忙）二钱四分二厘”，这体现了税制的历史延续性。然而，实际征收已不收银两，而是折收银元。执照上明确记载了折算率：“每两连粮捐折征一元八角”，这意味着每两银子固定折合1.8银元进行征收。以叶定国1921年下忙为例，原额银2.42钱（即0.242两）折合银元数为：0.242两×1.8元/两=0.4356元，执照上记为“四角三分六厘”，完全吻合。这反映了辛亥革命后，虽然账面上仍沿用“两”作为财政计量单位，但市场上银元已成为主要流通货币，政府税收也需与之接轨。故这些执照均明确标注原额银、折合银元及折算率。

此外还可以看到，除正税之外，名目繁多的各类附加税，感受其田赋的沉重负担，执照清晰展示了其计量方式：①特捐：按原额银每两带征银元7角。②计算方式：0.242两×0.7元/两=0.1694元（一角六分九厘）。③抵补金：此为浙江特色，是清末“漕粮”的货币化替代。其计量最为特殊，先按原额银每两带收米（二升六合五勺），再将该米数折成银元征收，这形成了一个“银两→米粮→银元”的复杂换算链。折米率是固定的，但米价折银元的标准似乎每年或有调整，故有些年份此项金额为空白待填。④征收费与自治捐：分别按每两带收1角6分2厘和1角3分银元计算，是用于征税行政和地方自治的经费。所有附加税均以“原额银”为基数按固定比率衍生，致使正税虽轻，但附加税的总负担却十分沉重，占比极高。叶定国1921年下忙正税4角3分6厘，而附加税合计达2角6分7厘，总额为7角3厘。

同时，官府在税收计算上非常精细，无论是传统的银两（两、钱、分、厘）、银元（元、角、分、厘），还是实物米粮（石、斗、升、合、勺），都采用了十进制的微小计量单位，精确到“厘”和“勺”。

执照上的红色戳记记录了政策的实时变动。如民国十二年（1923）执照上的红戳显示：“奉财政厅令，十二年份抵补金省税自七月一日起每石改征收银元六角，连正税共征银元三元六角。”这说明抵补金的折价率并非一成不变，政府会根据情况调整税率，并通过官方文件的形式及时下达执行，这些戳记成为了赋税政策动态演变的历史印记。

总之，这些泛黄的田赋执照揭示了一个处于过渡时代的财政缩影：账目上坚守着传统的“银两”计量，征收时却通行着新兴的“银元”货币；正税额度看似固定轻微，但依附其上的各种附加税却名目繁多、计量复杂。这种“折征”和“带征”制度，既是中国税收货币化进程中的一个阶段，也是当时农民负担沉重的真实写照。每一枚银元、每一勺米粮的换算背后，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信息，为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的国家与农民关系、财政运作方式提供了具体而深刻的依据。